如果能夠復工，沖擊很快就能過去，如果不復工沖擊就會很大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很多人就會想到既然中國會受到這么大的風險影響，應該把供應商從中國搬出去。實際上把供應商搬到海外去這種做法并不是在疫情的時候才出現的，甚至也不是之后才出現的。

比如耐克鞋，最早是讓的寶成集團做代工，然后1989年的時候寶成在東莞建立裕元集團，很快耐克就提出，不能把代工廠50%以上的產能放在同一個國家，風險太大。所以1992年寶成就在印尼成立了分公司，1994年又在越南成立了新代工廠。

從2008年之后，中國大陸這邊代工廠的產能陸陸續續都在往越南代工廠轉移。從這個過程我們可以看到，其實多點布局早就已經在做了，不是到今天才開始。但如果說因為多點布局中國制造業就玩不轉，那么早就該玩不轉了，但答案并不是這樣。

為什么答案不是這樣？新一輪的科技創新帶來了新經濟大規模外包的需求，然后在中國拉動出一種供應鏈網絡的演化模式，而這種供應鏈網絡的演化模式幾乎延伸到了生產當中的每一個環節。

隨便拿一個產品來說，比如口罩，口罩沒多復雜，但是它的鼻梁條也都是外包的，沒有哪個口罩廠自己做鼻梁條。復雜產品更是會大量外包，比如，蘋果會把手機生產承包給富士康，富士康作為一級承包商，會去歌爾買聲學系統，歌爾就是二級承包商，歌爾又會去某廠定制模具，去某廠購買金屬線，這些屬于三級承包商，三級承包商又會去其他廠家買別的東西……一種復雜商品有十幾級甚至幾十級承包商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。

當市場規模足夠大，分工程度就會發展到足夠深，供應商就可以做特別專門化的事情。打個比方，飲料市場如果一年只有十萬瓶的銷量，那專門做瓶蓋的廠家是活不下去的，但是一旦到了年銷量上億瓶，只做瓶蓋的廠家也可以活得下去，甚至能活得還不錯，但是它對整個網絡的依賴就會特別高，廠商無法脫離開網絡獨立生存。

這意味著什么呢？我們剛才說的一二三四級，一直到幾十級供應商，越往下面層級的供應商，對于整個網絡的依賴度就越高，跟整個網絡的嵌合程度就越高。最近這些年的制造業邏輯發生了深刻變化，復雜產品對于供應鏈網絡的需求越來越深，網絡上的每個節點都只做非常專門的產品，各種節點的配合關系很可能是在多層分包結構當中實現的。所以越往下面層級的供應商就越難往外轉移，除非整個網絡都轉移出去，否則一家轉出去根本活不了。而中國制造業要整個網絡都轉出去的話，現在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地方有那么大的容量能夠承載。

當然，經此一疫，很多外國品牌商會意識到風險，不能把代工廠的雞蛋都放在中國這個籃子里，必須要多國布局才不會在未來遭遇類似風險，所以它們會要求代工廠到其他國家去布局。這是中國制造將面臨的現實問題，不過其影響也不會像看上去那么大。

國際品牌商要求代工廠向中國以外轉移，能轉出去的也就是一級、二級承包商，越往下層級的承包商就越難轉出去，因為越往下分工就越專門化了，生產對于在整個網絡中的協同性需求太高了，如果不是整個網絡轉出去肯定會死。而要整個網絡轉出去，海外沒有任何地方有足夠的生產能力和足夠多的合格工人、工程師能夠承接中國轉出去的這些網絡。

有人在越南也考察過，一級、二級供應商都有轉移出去的，本地也許能夠生成一小部分低技術含量的三級供應商，但是四級以下供應商基本就沒戲了，還得依賴中國。這會帶來一個結果：一級、二級承包商向海外部分轉移，反倒會讓國內三級、四級承包商獲得海外市場，從而牽動著整個供應鏈網絡向外的擴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