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14年開始，隨著外匯占款不再流入，銀行體系內可使用資金，即超額準備金的補充，就一直依賴于央行基礎貨幣的投放，或者降準等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，我們以估算的超儲率來衡量月度變化。
從近兩年情況來看，17年的超儲率水平相對16年的確明顯下了一個臺階，從2%以上的平臺回落到1.2%-1.4%的平臺。但進入18年后，盡管央行投放在感覺上更加慷慨，但實際上在補充量上并沒有明顯增加，除特殊時點外，超儲率大部分維持在1.4%-1.5%的水平，上升的幅度并不大。同時，步入19年之后，根據我們測算，即使在4月份剩余的幾個交易日中，央行不再進行任何其他操作，4月末超儲率雖然環比有所下降，但絕對水平依然保持在1.3%-1.4%左右，從量上看的確也沒有明顯的收緊跡象。因此，如果我們以央行對超儲的投放規模作為觀測視角，此前既無明顯放松，目前也無明顯收緊。
但隨著貨幣創造方式的改變，我們不僅要關注央行投放量的規模，投放的價格，以及投放的方式同樣值得關注，這將會影響市場對于未來流動性的預期。我們把過去四個季度影響超儲變化的幾個分項進行拆分，會發現在補充資金缺口的方式上，降準和財政存款等長期限低成本的資金占比越來越高，而公開市場操作等短期限相對高成本的資金占比越來越低，這使得雖然每個季度總量投放差別不大，但資金利率維持低位運行的時間卻越來越長，市場對于流動性的預期也愈發樂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