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術還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的，不僅僅在于數字貨幣的本身，而且在于就是帶來的顛覆性革命。假如可以加入央行的數字貨幣元素，就可能打通這最后關鍵的一公里，把錢直接用數字貨幣交到了需要者手里。
比如要生產一萬臺手機，在品牌廠家接到了生產指令要求后，就通過系統化分解技術，把它分為100道工序，而且每到工序都是設置了完整的工藝技術要求、檢測要求和質量要求，并設置了時間要求和最高控制價要求，這樣在每個環節進入到下一環節時就通過互聯網技術進行網上投標、支付合同的技術全在網上完成。再通過物聯網把前置產品送到后就按要求進行下到工序的生產，待產品完成交付給下一道工序時，只要完成了驗收就可以得到合同中的貨款，后期也是可以按照不同的節點完成支付。而這種支付的款項在技術下早已進入了程序階段，只要完成就可以直接從數字錢包中付出。這就是技術帶來的顛覆性變革。
雖然央行在做DCEP的測試，可畢竟還是處于測試階段，而是只是技術性的測試。在我國人民幣對外開放的技術中，也是早已成熟。可是，為什么到了今天還在緩慢前行？國際金融的復雜性太難以預測了。這幾天的中行石油期貨事件的國際金融復雜性可想而知，一不留神就可能吃盡苦頭。我們在推出數字貨幣時也要考慮國際化的風險，而且無可避免地會進一步推進國際化的發展。這不僅僅是技術問題，還有更為復雜的貨幣問題、制度問題、經驗技術問題和投資者心態問題等諸多問題有待于解決。只有在充分成熟后才可以進行全面性地數字貨幣的推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