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73年12月16日，當時仍屬英國殖民地的美國東北部城市波士頓，因為反抗英國殖民當局的《茶稅法》等高稅收政策，發動了著名的波士頓傾茶事件。

那天夜里，憤怒的60 名 自由之子 喬裝成印第安人模樣潛入商船，將英國東印度公司3條船上的茶葉全部傾入波士頓灣，一箱不剩。

這種公然的對立使得當時的英政府大怒，為壓制反抗，英國毫不猶豫地通過了更為嚴苛的法令，剝奪殖民地人民的政治和司法權利。

北美殖民地人民開始聯合反抗，1775年4月19日，北美獨立戰爭在來克星頓打響了第一槍，3個月后，在槍聲中，美利堅合眾國宣告成立。

如果說美國的建國史開始于不公平的稅收，那么最早的傾茶示威者抗不公的力量和勇氣，則演化成了美國精神的一部分。

其中最重要的 無代表，不納稅 的精神內核一直延續到了今天。至今，仍有人化身為 茶黨 ，活躍在美國政治前線，他們對高稅收深惡痛絕，時刻警惕政府的支出讓人民買單。

數百年后的中國，民眾對稅收的情緒也被崔永元數條微博引爆，后續影響直到現在仍未平息。

對于中國人來說，高稅收不要緊，也不指望能少交多少，但至少做到一碗水端平吧。

年賺2.44億的人在想方設法偷稅漏稅，月入3500的工薪階級卻只能老實巴交地成為個人所得稅的貢獻主力，還能不能讓人好好搬磚了?

1.

一方面，個人所得稅沒能成為調節富人收入的利器，反而成為面向1.53億 中慘 的工薪稅。另一方面，面向企業的稅負，也一直成為抱怨的對象。

2016年，在大連的一次稅收座談會上，學者和企業家碰頭，氣氛異常沉重。

學者在調研中發現，不少民企正在違法的邊緣試探，有的在偷稅漏稅，有的把資產轉到國外，留在國內的變成空殼，企圖避稅。

在座談會上，研究民營企業稅負問題的學者，想問問企業家們對稅收的看法，然而企業家們的真實感受卻化作了苦水和眼淚。

一位在商界摸爬滾打近20年的女企業家談著談著，忍不住失聲痛哭。

她說，自己把所有積蓄都投進了公司，因為一心撲在企業上忽略了家人，然而，把家犧牲了。如今她的機械制造企業卻最多再撐一個星期就發不出工資了，感覺太難，實在撐不下去了。

所有的企業家與會的目的，都是希望能夠減稅。然而在經濟下降大潮中，企業家們卻并沒有等來減稅的救命稻草。

2年過去，那位女企業家的制造廠不知道還在不在，另一篇有關稅負的文章卻開始在網上瘋傳。

這篇名為《公司收入200萬，稅后到手2.14萬》的文章，用大量的數據計算出，一家年收入200萬的小型工業制造公司，如果按照20%的正常毛利，有40萬;但是扣除公司各項稅費38.57萬，再交完個稅后，最終到手僅剩2.14萬。

也就是說，每賺20塊錢，有近19塊要被拿走。

這篇文章廣為流傳后，原鏈接很快就被和諧，專家們也開始從各個角度質疑文章的嚴謹性。但即便文章的嚴謹性有問題，高稅收，就真的不存在嗎?

2.

2005年，《福布斯》發布了一個名為《稅負痛苦指數》的排行榜，在那份榜單中，尚處在社會主義發展初級階段的中國，力壓眾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排名第二，僅次于高稅收高福利的法國。

榜單發布后，在國內外引發軒然大波。《人民日報》發文開懟福布斯，說：稅負痛苦指數算法有重大缺陷，不能說明痛苦程度。

10多年過去，這一榜單早成了舊聞。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卻從2005年的3萬億漲到了2017年的17萬億，平均每年漲幅為17%，幾乎跑贏了中國同期的所有經濟指標。

尤為明顯的一個對比數據是，2017年，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同期名義增長7.3%，扣除通貨膨脹，實際增長不過5.4%。

2018年上半年，財政部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：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的稅收收入91629億元，同比增長14.4%。

毫無疑問地，再創新高。

而這還只是最低的統計口徑，計算上廣義財政收入的社保基金，土地出讓金，政府基金和發債收入，政府收入/GDP已經超過40%。

也就是說，每創造10塊錢收入，有4塊錢進入了政府的口袋，已經達到企業家口中的死亡稅率。

大洋彼岸的美國，特朗普上任后便推動面向企業和個人的減稅，將企業最高稅率從35%降至20%，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翻倍，并從七檔簡化為三檔。

這被稱為里根時代以來最大規模的減稅，甚至是 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稅 。涉及企業的部分尤為兇殘，一口氣降到工業化國家平均稅率22.5%以下。

英國也在減稅。特蕾莎·梅政府宣布將在2020年前將企業所得稅稅率降至17%，目標是G20集團中最低。

法國也在減稅。馬克龍政府計劃在2020年前將企業所得稅稅率降至25%。馬克龍還表示，有意推動建立歐盟統一的稅收規則。

就連印度，也已啟動最大規模稅改，一是減稅，二是簡化納稅流程。

在 全球減稅戰爭 的背景下，我們又該如何用稅收來捍衛中國經濟的競爭力?

靠兩位數的財政收入增速嗎?

3.

稅收本是政府不可挑戰的權利，交稅也是公民寫進憲法的強制性義務。

然而，過高的稅率會讓企業家們看不到希望，經濟喪失活力;扭曲的征收結構，也會使得普通收入人群稅收痛感強烈，加劇貧富分化。

2002年，影后劉曉慶被舉報偷稅漏稅，當時如日中天，身家上億美元的她，事情暴露后，一夜之間被警方帶走，出獄后幾乎一無所有。

16年后，同樣是娛樂圈一姐的范冰冰，在有前車之鑒的情況下，還是踏入了同一條河流。

如果沒有崔永元的舉報，或許她還是那個高高在上的范爺，用真誠的演技和稅務局和諧共處。

或許，范冰冰只是運氣不佳，碰上了較真的小崔。在范冰冰之外，富人的低違法成本，使得更多偷稅漏稅的人，仍然抱著巨額財富躲在暗處。

與此相對的是，普通人和民營企業家們承擔了大量這個階層本應減輕的稅收義務，并隨著經濟下行，天量地方債暴露，越演越烈。

2016年，政府首次提出降低宏觀稅負，然而實施全面營改增后，大量民營企業因為流轉稅無法抵扣，稅負不降反增;而國企的稅收貢獻率卻在整體下降。

2017年，政府債務問題凸顯，為提高財政收入， 賣地求榮 、 拉人頭 在各地上演，房價越漲越猛，接盤的人，卻還是普通老百姓。

2018年，企業金稅三期上線，稅務局可以通過大數據分析發票的軌跡監控所有企業的業務往來。對小企業們來說，這很難算是一個好消息。

與此同時，房產稅也在醞釀出臺，在車上的人，準備上車的人，都逃不過這又一波的財政收割。

專家們卻還在說，個稅起征點從3500調到5000就夠了，8000以上，就不公平了。

感謝專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