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歡案，舉國同情的殺人者，唾棄高利貸者，源自于一些不堪入目的細節，我們不是法官，也不是道德審判員，無法給出既合理，又合法的判決。通過這件事，拋開其中的細節，透露出來的是金融市場一直存在的，幾個法制內的問題。

其一，中國要盡快推進個人破產制度。我們在討論市場出清的時候說過這個制度，在一些發達國家，有限責任的企業可以破產，無限責任的個人也可以破產，在本次事件中我們看到了利率上天的高利貸，如同王安石變法時候的社會現狀，利率奇高，政府包攬的銀行貸款要么通過各種附加條款增加實際支付的利率，要么銀行為了規避風險干脆對于一些民營企業搞一刀切。如果自己能夠周轉，誰會去借高利貸？那么不要高利貸行不行，當一個有能力賺錢的人，由于經濟周期或者僅僅是意外而資不抵債。可不可以讓他們和債務人達成諒解協議，恢復信用，停止計息，然后繼續用他們的能力去獲得資金。對于社會這是一次出清，對于個人這是一個機會。另外中國破產救濟制度也應該跟上，這是一個文明社會的標配，防止有人鋌而走險。陳志武先生研究了中國歷史上5000件高利貸案例，結果表明，只要借貸利率高于0，則貸方的人身風險，大幅度上升，遠遠大于借錢人。

其二，備案制，要把民間借貸納入正規。如今民間借貸機構和銀行在債務回收資源上是不對等的，甚至合法性也經常受到質疑，在無法用律師解決問題的領域就一定存在黑惡勢力，所以很多高利貸組織都是黑社會的后臺，所以很多借款都可以通過一張身份證復印件獲得，甚至一紙粗糙的協議都不曾有，因為這些機構知道，若是打官司，本身合法性受到質疑，再加上抵押物都是被銀行優先沒收，所以官司是高成本低回收的，故而用一些滋擾和軟禁的手段就很普遍。

其三，擴大直接融資比例，抓緊把利率市場放開。中國的金融太依賴于銀行系統了。中國的銀行絕大多數都是國有，一方面大量國家債務被背負，這些債務利率是不能太高的，另一方面崽賣爺田不心疼，若是放開銀行的所有存貸款利率，銀行會熱衷放大風險，所以銀行需要競爭和淘汰，并且和政府脫鉤，以此基礎，放開利率。同時，發展股票市場，提高直接融資比例。

高利貸現象已經存在多年，只是之前很多討債黑幫都是用一些軟禁或者敲鑼打鼓的手段，軟禁本身也是觸犯法律，但是敲鑼打鼓呢，又或者到處貼傳單呢？這些也是一些侵權行為，可是法律怎么管？這些人覺得非正規手段比法律好使，對于借貸雙方在借錢的一刻都是這么考慮的，這說明法律實施的成本太高，據說最近幾年律師都發達了。律師的收入我們無可奈何，但是從法院方面減少成本和程序，則還是可行的。